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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三十年说颜色革命

有人看建国前三十年的问题，把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分开了看，这很显然是一相情愿的．更有人愿意拿１９７９年后中国发展证明前三十年的国家完全走错了，这从善良愿望的角度看是本末倒置，不客气的说这样看问题是混淆了问题的因果与是非．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无论是否自愿与否，都必须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一条能维护国家安全与领土主权完整的独立自主道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以及一次次被战争特别是外来侵略战争所打断的经济复兴运动都证明了，不能保护国家安全的任何发展都是纸上谈兵，是没有出路的．这个就是我看中国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基本观点与看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有人一相情愿的认为，如果没有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更准确的说是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建国前三十年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其原因一就是认为干预了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二就是拿1979年后的中国大发展来看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更本末倒置的认为如果1949就那么做中国将如何如何.那么我就把有关问题说个清楚,说个明白.

我们先来说外部因素,这里有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也有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两方面影响.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早在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集体对于建国后中国经济怎么发展起码是有全面的考虑的．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但是中国的自身地缘因素与发展需要都说明，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想完全靠一个国家或者团体来发展，这个任何国家既不原因也做不到．所以无论中国和苏联在蜜月期怎么合作无间，只要是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愿望，两国之间的利益现实就注定中苏分道只在早晚．苏联和南斯拉夫在５０年代的冲突就可以作为佐证了．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就说的极清楚：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有和赫鲁晓夫时期哪怕有微小的差异．中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搞２弹一星，搞三线．确切的说当时的中国第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生存．在要经济还是要国防的问题面前,当时的中国能选择么?从血与火的历史中走出来的共和国领袖别无选择,从百多年屈辱历史与惨痛教训中走来的中国人别无选择.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正是来自东西方的封锁让中国在特殊的环境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

从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前20年的国际政治环境看,中国想要获得1979年那样的发展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不存在或者必要条件不成立.这个问题不仅仅来自当时的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而且也来自当时的美国与苏联的双重封锁与威胁.中国当时在全世界范围的输出革命,在今天看来是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冒险,但是在今天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我们机电产品最大的出口所在地,成为我们最大的初级产品来源基地的时候.谁会想到,这些根在哪里.

从国际经济大环境来说,在战后首先实现经济复兴的是西欧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后起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在1979年后对中国经济腾飞起了重要发展作用的亚洲四小龙，真正的经济腾飞来自上世纪7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全面转型一经济升级替代。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东南亚小虎们才一步步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获得自己的机遇的。上世纪70年代之前，象1979年那样奠定中国经济腾飞的那些外部经济尤其是来自香港 澳门和台湾的投资因素还只是在雏形。而且，在发达国家在遭遇石油危机打击前，产业向海外转移的速度与意愿都没有象经济大转型的时候那么迫切。从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前20年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是来自中国周遍的经济条件来说，无论从吸引投资的角度还是技术转移和产业再分工的角度，造就1979那样的发展的大环境不存在或者必要条件不成立.

我们再来说国内因素,这里有执政党的因素,有国家发展愿望与现实的基础制约,也有来自国家经济基础转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与冲击.

首先我们从执政党的自身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就是从内外残酷政治斗争一步步成长壮大最终成功夺取政权的历史.无论毛泽东还是毛泽东的同僚,都是从各种政治斗争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与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最终使一种国家发展与治理模式走到尽头前,一种曾经使中国共产党在1949获得建国成功的方式方法会被在1949年后运用在治理国家中,尤其是在残酷的外部问题与虚弱的国家实力的双重矛盾困扰国家发展的时候,政治运动成为必然的一种选择不仅符合毛泽东的逻辑,这也符合当时中国领导团体的逻辑.建国前三十年各种政治运动,从本质上是建国前中共成长模式的一种延续.无论毛泽东在建国后是否延续其领导地位,政治斗争与政治运动都始终将存在共和国的历史之中,直到这样的模式走向尽头.

其次是国家发展愿望与现实的基础制约注定我们不能从单纯模仿什么模式中直接成功,这里说的首先就是苏联工业化模式.苏联在革命成功前有个首相对沙皇这样说:陛下给我20年,我给陛下一个全新的俄罗斯.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苏联从建立国家起就是一个工业化或者半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不可能完全复制苏联模式的地方就是:1949年的中国基本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但是我们是否在经济建设中完全照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唯一可以借鉴的模式注定苏联模式将给我们的工业化模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工业的赶超重型化。但是49年时候孱弱的国力基础，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的不完备注定中国工业化道路将是一条艰辛的路。同样在1979年后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以走么。坦率的说依然不可以。这个是因为，无论50年代还是60年代，在四小龙刚起步阶段无论在资本上和产业升级上都将要等待发达国家经济开始转型才有机会提升自己，当时资本在四小龙自己都很紧张的情况下很难走出过门更不要说对海外尤其是中国进行投资了。而来自美国与日本还有发达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正忙于和苏联争夺新崛起的民族独立国家，而当时还是制造业优先的发达无论是是自身发展需要上还是巩固其经济殖民地的需要上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制造业。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越战一直都抱有强烈的敌视态度，并千方百计试图控制。这里可以从60年代美国以粮食援助为筹码，要求印度拱手让出经济计划独立制定的权利而导致印度倒向苏联可以看出。也可以从一直主张进口替代政策和发展巴西民族工业的的瓦加查及其继承者在60年代被美国支持的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从而发展出一个拱手交出国家独立主导经济发展大全的拉美化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我们更不可能去学习发达国家通过对内对外战争来获得国家发展与资本积累的手段。而曾经大国历史与还在记忆中不算久远的历史，都使中国人会对一种可以迅速提高国力的方式方法报有极大热情。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一种迫切希望快速发展的狂热始终存在。改革前的叫大跃进，改革后叫经济过热。差别的是手段与方法，没有区别的是同样的狂热。

最次是来自国家经济基础转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与冲击.这个冲击，首先是工业化给农业社会带来的冲击。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兴起时期大小不断的殖民地战争以及其对本土的影响与冲击，都说明了在一种新生产模式形成的时候，由生产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各个阶层对利益的争夺在一开始一定是暴力的。

因此在建国前三十年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需要出发，无论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出发，都必须要走属于中国自己的路。这个路没有现成可以完全模仿的对象，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中国走完了前三十年，一种曾经在共产党历史与共和国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方式方法也恰好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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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前提是中国不会遭遇战争威胁，改革的国际政治大环境是中国通过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通过与中美等一系列国家建交获得了国际战略缓冲，改革的国际经济大环境是发达国家的新一轮产业分工大转移和四小龙的崛起。改革在执政党来说，十年文革的教训使执政党和老百姓都认识到一种曾经的模式不能在继续了。尤其是当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被削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就要为解决建国前三十年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需要让步了，这种需要首先就是老百姓生活发展的需要。同样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所认识的教训，也使得执政党比1949年开国时期更有经验更懂得如何通过驾御各种国家机器来治理国家。并且在完成国家基础积累和社会组织几生产关系的转变后，改革的目的没有建国时期那么复杂，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突然间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所受到的冲击不但是物质的而且更是精神的。在反思建国三十年经验教训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中，在新的全面冲击面前，一种文革式思考方式从一种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里有时候觉得满有意思的，在今天关于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这样的一种极端方式。而不管哪一种极端，对我而言都不可取。

在我看来，改革的前后是一个执政党在治理国家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的过程。把问题割裂了看，可以解决很多很多在情感上与思想上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核心往往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就象刚才所说的，不管建国三十年有功还是有过都简单归结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功与过上，这个就是我说的不可取。在建国前期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受到根本威胁的时期，国家对内建设是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其代表就是：2弹一星项目和三线建设；对外活动是以谋求生存发展，获得生存空间为目的的其代表就是在输出革命的同时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不是这样的话，建国前三十年就没有一种合理解释可以说明白说清楚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事情，而只能把问题简单的割裂来看了。虽然建国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国家安全，但是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可以独立自主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经济发展。于是，在国家安全获得国际与国内保障的前提下，改革不仅仅是国家与国民的急切呼声，更是执政党顺理成章的转变。

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即使是在和平发展环境的环境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旦忽视了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一种现在被称为经济殖民地的可能未来越来越成为我们担忧的命运。而且无论是改革后较早的那次事件，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与最近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都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即使在没有战争侵略威胁，一种被称为和平演变与经济殖民的新现象正日益成为我们国家的新威胁。从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凋零，从东南亚国家在金融风暴后的一蹶不振，从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的拉美国家，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国家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走向覆灭。

在现在，为什么执政党与政府为什么不以政治运动等方式方法来解决今天我们国家面对的各种问题。那首先是因为曾经的历史确切的说是建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告诉今天的人，过去的曾经成功的方式不可以在新的环境中被复制。其次是，通过改革前后的国家建设，在确保国家不会直接遭受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必要通过极端的形式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与隐患。这个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与理智的方式。而这些不仅仅建立在国家实力的不断发展之上，更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之上。

同样在现在，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不是仅仅埋头苦干发展经济就可以解决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国家之间的利益非常现实，你不去保护，别人就会毫不客气的去夺取。这个利益不仅仅存在经济发展中，更存在于独立自主的意识中。过去在建国三十年里试图用各种政治运动去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么。我看有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些问题以在今天用新的方式与形态出现，依然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甚至是威胁。我们今天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方法去解决问题不代表我们漠视甚至是务实这些问题的存在，只不过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就必须要变化。这个就是时代。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没有独立自主与发展的国家民族没有明天。新中国走到今天是一个不断在历史中摸索，不段在跌倒中爬起，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前进过程。新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杀出一条路，是一个及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转变的历史，是一个面对国内外剧烈变化与震荡中逐渐成长与成熟的过程。就象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知识与对历史总结的智慧与要求历史中的事情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呵呵就象没有完美的人一样，没有完美而从不犯错误的国家，更没有一个如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存在。在这个剧烈变动的全球化时代，没有谁是不会犯错的，但是区别在于谁可以更快的改正错误并不断的跑在对手前面。

每一天非洲的羚羊早上对自己说,今天如果不跑的比狮子快,我一定见不到明天的朝阳.每一天非洲的狮子对自己说,如果今天不能快过最慢的那一只羚羊,我一定会被饿死.

（完）